部分大宗商品价格自去年以来的持续上涨引发了广泛关注，此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何特点?上涨的原因和持续性怎样?对此，企业如何应对?6月10日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7期)上发布的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一一做出回应。
对疫情前变化趋势的回归
从去年4月份到今年4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已上涨超过70%，食品类、工业原料、农产品、金属、能源等价格均有上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速、涉及面广，从长期轨迹看是对疫情前变化趋势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CMF主要成员于春海教授代表课题组作报告时指出，从更长的趋势和时间样本中去观察，会发现当前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主要是对疫情前变动趋势的回归。如果把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异动平滑处理后，会看到2020年以来的变化与此前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明显不同。仅仅看今年以来的变化，在变动幅度上与疫情前相比也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在价格指数之外，再看具体的价格水平。于春海介绍道，无论是能源价格、贵金属价格还是基础金属价格，总体上都没有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能源价格基本延续了过去的波动特征。贵金属价格的上涨相对较快，不仅延续了疫情前的上涨趋势，还叠加了疫情冲击之下的避险动机及流动性支持下的投机行为。
就推涨价格的原因，报告指出，当前各国经济重启和修复期的需求回升尚不足以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如此全面迅速地回归，“跨国疫情动态差异带来的供求错配、长期的经济结构性调整趋势、欧美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定位的转变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从总体经济状况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就业等关键性经济指标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疫情的损伤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修复。如驱动能源价格上涨的不仅仅是需求回升，还有与正常时期相比有较大程度收缩的供给。
从疫情发展的角度看，今年以来疫苗分配的两极分化，使疫情的地域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疫情在加速恶化。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大宗商品的需求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是大宗商品的供给方，因大宗商品的供给增长还面临着强约束，整体来看，大宗商品供求层面可能会出现错配。
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定位的转向也在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结构乃至其价格走势产生长期趋势性的影响。疫情期间，财政政策的定位更多是救助和维持，随着疫情的缓解，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开始出现明显转向。
对消费价格的传导尚未全面显现
于春海认为，当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消费价格的全面影响还没有全面显现。目前的影响除已经对企业生产成本带来明显冲击外，对消费价格的传导主要集中在直接的能源消费渠道。
与欧美的情况类似，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通胀的压力还没有全面地体现，主要是下游工业企业承担比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消费价格指数还处于相对低位。但经历疫情冲击和过去一年左右的艰难度日，很多企业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进一步的成本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亏损压力。同时，大量集中在下游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抵抗成本冲击的能力较弱，需要进一步向下转嫁成本。一旦出现这样的转嫁，就会带来最终消费价格的大幅攀升，同样会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冲击，彼时家庭消费需求的复苏乃至整体经济复苏过程可能就会受阻。
针对当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困境，报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是面对成本上升压力及其带来的通胀压力，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简单地退出货币宽松政策也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更多考虑如何在上中下游企业、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合理地分担成本。
二是要对冲和缓解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下游消费品制造企业面临比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且相关研究表明，这类企业对税费成本也非常敏感，需要在大宗商品涨价所导致的成本上升压力之下，通过政策对冲缓解其他费用的成本，进而缓解整体的成本上升压力。
三是成本和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还会给企业带来流动性问题，需要提高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资金支持，缓解其资金压力。此时货币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较小，更多还应在财政层面发挥其成本分担、对冲和缓解的功能。
